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的西迁之日，走进塔城市部分锡伯族聚居的乡场，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欢歌载舞喜庆节日的景。锡伯族男女老少总是选择一处或几处水清山秀的地方，尽情唱歌、跳舞，美妙的歌声响彻在清山绿水间。

西迁节，顾名思义是对西迁这一天的纪念。那么锡伯族人为什么要西迁呢？他们是从哪迁到新疆的呢？塔城市生活的锡伯族人与西迁有怎样一种关系呢？

锡伯族原籍在东北嫩江、松花江及西伯利亚一带，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比较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伊犁人烟稀少，边防空虚。面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急需加强防务。从1762年起，清政府抽调满、汉、蒙古、索伦（达斡尔）官兵驻防伊犁，仍感兵力不足。于是决定增调锡伯兵赴伊犁。1764年春，清政府从盛京（沈阳）、辽阳、开原等十七城选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连同家属共3275人西迁新疆。清政府给西迁每户官兵配备一顶帐篷、一口锅、一辆车、三头牛和两匹马。当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在沈阳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里，数千人举行盛大宴会，欢送亲人远赴新疆。后来新疆锡伯族人就把这一天定为“西迁节”。

西迁官兵从沈阳出发，经过张家口、外蒙，越过杭爱山，农历八月下旬到达乌里雅苏台。当时蒙古高原大雪降临，加上长途跋涉和畜疫流行，出发时的3000头牛已死亡2600头，所带的2000匹马，300多匹已瘦弱不堪。于是决定在此休整越冬。第二年农历三月，乌里雅苏台将军给补充了500匹马和500峰骆驼，继续西行。经过阿尔泰，取道塔城、博乐，农历七月二十日到达伊犁。

西迁途中，一度粮食奇缺，锡伯族军民就挖野菜充饥；缺乏布匹，产妇便用野草包裹婴儿。他们带着女祖宗——“喜利妈妈”，祈求她保佑人口平安；带着男祖宗——“海尔堪玛法”，祈告他保佑六畜兴旺。出发时，他们点燃了麻绳，一根接一根，让故乡的火从东北延续到西陲。锡伯族人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走完了西迁全程。

到达伊犁后，经清点，途中生婴儿350多个，自愿随军的亲属405人，实际到达伊犁的锡伯族为4030多人。伊犁将军将西迁兵民安置今察布查尔，沿伊犁河南岸开始了屯垦戍边的生活。他们自带弓箭腰刀，驻守在伊犁河畔18个卡伦，并且定期派官兵到塔城和喀什换防。1866年因伊犁地区爆发起义，索伦营为平定苏丹汗国事件，官兵被追退入俄国（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经清政府多次与俄方交涉后于1868年辗转回到祖国。在总管、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率领下，他们撤到博尔塔拉、车排子、塔尔巴哈台屯种军粮。1868年，驻塔城的代行伊犁将军荣全，将西部营官兵编为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右翼3旗。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屯垦的锡伯兵民积极支援粮草，积极参战，回归伊犁。1875年，为加强塔尔巴哈台防务，索伦营官兵移驻塔尔巴哈台新城。清政府又将自俄国境内回归的索伦官兵和阿勒泰撤回的索伦官兵重新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投入兴建塔城新城的劳动，他们一面耕种田地，一面巡边查界。1881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伦从新满营中挑选右翼马队锡伯官兵一营留驻塔城，其余全部调回伊犁。1891年塔城新城竣工，索伦营军民移驻新城，主要任务是驻守台站、防守卡伦、监督游牧。1912年民国政府实行裁旗（满营）归农，驻塔城的锡伯族官兵遂弃甲归田，连同家属定居塔城县喀拉哈巴克乡。

锡伯族官兵弃甲耕田、安家落户后，他们充分利用塔城的自然条件，挖渠开荒，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塔城东北方向开凿了一条约十几里的长河，即阿布都拉大渠，并修复了卡浪古、西伯图等多条灌溉渠，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为塔城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今，在塔城市境内居住的锡伯族人主要有八大姓，郭、郑、佟、哈、葛、吴、谷、孔，信仰萨满教，其民风与汉族基本无二，善骑马、射箭、摔跤。由于长期与汉族、哈萨克族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都懂得好几种语言，出了不少翻译人才。

回首锡伯族儿女在塔城市200多年的历史，就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